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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房中之事，人皆好之，人皆恶之。”笑笑生这十二字如一把钥匙，打开了《金瓶梅》中那个欲望与道德交织的世界。

数百年来，这部奇书在“淫书”与“警世箴言”的争议中浮沉，引得无数文人拍案争论。

笑笑生写性，从来不是为博人眼球。

明代文人早已看穿：盖为世戒，非为世劝。

西门庆纵欲身亡，潘金莲惨死刀下，这些结局都在昭示着“伤身害命、误国损家”的因果报应。

性在书中是罪恶的载体，也是人性的解剖台。

可偏偏有人视其为洪水猛兽。

清代文龙一语道破天机：“或谓《金瓶梅》淫书也，非也。淫者见之谓之淫，不淫者不谓之淫。”

你看，同一本书，在道学家眼中是春宫图，在张竹坡眼里却是“纯是一部史公文字”。

张竹坡说得更直白：“凡人谓《金瓶梅》是淫书者，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。”

笑笑生的笔法其实相当克制。

那些所谓露骨的描写，不过如孙述宇先生所言，“平实得近乎枯燥”，既无“大欲得偿的惊喜感”，更常见的是权色交易的龌龊。

西门庆与王六儿那段“倒浇蜡烛”，字字写性，句句写权！

这哪是风流韵事？

分明是明代官场的照妖镜！

那为何争议不休？人心是面哈哈镜！

金圣叹当年评《西厢记》时留下一句妙语：文者见之谓文，淫者见之谓之淫耳。

这话同样点破《金瓶梅》的接受迷局。

东吴弄珠客在序言里把读者分成四类：生怜悯心的是菩萨，生畏惧心的是君子，生欢喜心的是小人，生效法心的简直是禽兽。

这四种反应，说到底都是读者内心的投射。

文龙说得透彻：生性淫，不观此书亦淫。

性不淫，观此书可以止淫。

然则书不淫，人自淫也。

人不淫，书又何尝淫乎？

好比拿个放大镜看字，有人看见纸的纹路，有人却盯着镜片上的污渍。

明清士大夫的争论更是耐人寻味。

李渔在《肉蒲团》里公然宣称“淫书可当道学书看”，冯梦龙却在《警世通言》里痛斥“导欲宣淫”。

说到底，这些文人争的不是一本书，而是各自心中的道德标尺。

就像张竹坡批注时说的：当置身于书中，而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。

又当置身于书外，而彰瘅劝惩之心不可紊。

能同时做到这两点的，才是真读书人。

面对这部奇书，前人给出了最务实的建议：对“欲火正盛”的少年人，“不可令其见之”。

这不是禁锢思想，而是如老中医开药，讲究对症下药。

青少年正值“闻声而喜，见影而思”的年纪，与其让他们在情欲迷雾中摸索，不如先读“四书五经、古文、《史记》以定其性情”。

待到中年成家，“有一琴一瑟，不敢二色终身者”，此书看不看都无妨。

而那些“花柳场中翻过筋斗”的过来人，“浪子回头，英雄自负”，反倒能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。

最妙的是“阅历既深，见解不俗”的读者，文龙认为他们“正不妨一看再看”，因为这些人能“看其不可看者，直如不看”，更能“指出不可看之处，以唤醒迷人”。

这种阅读智慧，暗合孔子“见不贤而内省”的教诲。

就像《诗经》保留“淫奔之词”不是为传习私通，而是让人“见不善如探汤”。

《金瓶梅》中的性描写亦是如此，它存在的意义，是让读者在欲望的深渊边缘勒马回首。

笑笑生的笔，剖开了晚明社会的脓疮。

西门庆的每一次放纵，潘金莲的每一次算计，都在提醒世人：欲望如野马，脱缰必亡身。

文龙说得好：夫淫生于逸豫，不生于畏戒。

沉溺享乐催生淫念，敬畏之心方能守身。

当咱们合上这本争议数百年的奇书，金圣叹的箴言犹在耳畔：书自为我运化，我不为书綑缚。

真正的读书人，不会成为文字的奴隶，而是让文字成为照亮内心的烛火。

这或许就是《金瓶梅》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启示！

在欲望与道德的永恒角力中，最终决定灵魂走向的，永远是我们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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